易地扶贫搬迁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之困局(3)

再比如，在筹集和安排新安置区建设的“配套费用”时，各乡镇根据各自实际情况也有差异。邢家沟门安置点由于是位于交通干线附近的新建搬迁区，涉及较大规模新建配套设施，需要搬迁户在补偿款或自筹款项中支付一部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并且还需自费装修；而两间房安置点是在乡镇成熟小区基础上改建、扩建，故支付配套费用较少，便可将更多款项用于搬迁房屋装修，进一步改善住房条件。当然，不管是属于哪种情况，均是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尽可能保证了搬迁贫困户的利益的做法。

此外，在房屋建设的成本及质量标准和各种数量指标上，各乡镇安置点在落实国家有关成本和面积的统一规定之外，都在充分协商的前提下，保留了合理的差异。比如都考虑了多人户与少人户的户型与面积的不同需求，特别是针对贫困人口和同步搬迁非贫困人口经济条件差异，适当考虑到不同群体住房的需求差异。这些差异在不同安置之间，可能更大些。但整体上，在严格遵循贫困人群“不能因搬迁而负债”的原则下，通过政府指导下的各种内部协商，建设可供选择的多种类型易地搬迁房，较好地满足了各方面需求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多种需求。

创新小城镇化脱贫模式，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实现扶贫脱贫

国际经验表明，快速大型城市化历程引发的房屋和社会服务过度开发、犯罪率上升、污染严重和人满为患等社会成本，正逐渐消解着过去城市化引致的种种好处。世行前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质疑大城市的作用，指出城市规模过大以至于任何位置上的经济性都会被拥挤成本所挤占。改善一个国家城市的交通状况所花费的成本，比维持一个巨型城市体要小不少。在相同情况下，如果工人是流动的，大城市里相对高的收入和高生活费用，使其不会比同等学力、经验、能力和健康状况的小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更好，因为虽然后者比前者收入低，但其生活费用也低。世行的研究所表明的是，与其一味扩大城市规模，不如通过发展交通使各小城市相互连接，一方面是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在同等条件下小城市的生活状态可能好于大城市。

滦平县各种易地搬迁扶贫项目的实施证明了这些经济学道理。藉易地扶贫搬迁之契机，滦平县各安置点充分利用国家安排的扶贫搬迁专项资金，整合其他相关资金，通过规划和具体组织和实施搬迁行为，基本上按照变多村为一镇、变分散为集中、靠近交通干线、转移至地方性行政中心附近、融入现有成熟小区而扩建等目标，实现了人口和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的集聚、集中，降低了公用基础设施分散投资的成本，并同时提高了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使用效率，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增收途径多元化，融合了多种扶贫方式，有效地实现了稳定可持续脱贫；人口集聚、空间城镇化，又为人的城市化及更长远的人的现代化，提供了空间及物质载体，从而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小城镇化模式。

这种小规模城镇化模式，从根本上不同于城乡之间人口自发地流动而形成的“趋向大城市”的城镇化。在中国过去自计划经济体制中长期形成并持续至今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在短期内形成的快速的劳动人口流动必将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短期内城乡劳动人口流动可能出现生活方式、文化交流上较大的社会排斥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给流入城市带来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就业竞争、环境恶化、高犯罪率等问题的同时，对作为流出地的农村地区也会产生诸如土地撂荒、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及空心村镇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然而，通过以上介绍的从中国扶贫实践中创造出的各种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实施，完全可能实现人口向县域甚至更小范围内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及交通节点的集聚、集中，即实现小规模城镇化。这种小城镇化，一方面因其距离各自原来的村镇不是很远，留得住“乡愁”，小城镇中相近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能够减少社会排斥，使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并被当地接纳；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农村劳动人口过快流向大城市而产生的上述各种“大城市化倾向”的问题，如住房、交通、环境、社会秩序等等问题都可能易于解决，同时不同于大城市吸引有能力的劳动力的聚集，县域小城镇则集中的是普通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所以老人、妇女、儿童孤独问题，土地荒芜及村落荒废问题也不会存在。

文章来源：《水土保持通报》 网址: http://www.stbctbzz.cn/qikandaodu/2021/0426/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