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礼思想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与影响(2)

制礼者是夏、商、周三代圣人，他们的共同点是能把抽象的天理转化为具象的礼法规则，且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礼法的存在。所谓“礼乐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安民之德也。故苟非仁人，则礼乐不为之用。故孔子曰：夫仁者，制礼者也。”⑧伊藤仁斋、荻生徂徕：《论语征集览》卷3，宝历十年（1760）江户前川六左卫门刊本，第7—8页。圣人的践履便是“礼”，虽然各代圣人因袭不同，但是礼理思想却别无二致。这是对朱子“惟圣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践其形也”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朱飞卿》，收入《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75页。的“先圣作则”思想的一种补充。

制礼者的思想得以流传与解读需要依赖传礼者。孔子及其弟子取《周礼》而传，可以称之为传礼者。“传礼焉者，仲尼之徒是也。……圣人之智不可测，而散轶之多不得类推以识之，故恪守残经，不敢厕以私见。”②荻生徂徕：《徂徕集》卷28《复安淡泊》，第14页。《家礼》的道统自尧舜至周公再至孔孟，一脉相承，这是因为传礼者能够揣测圣人的意图，感悟自然的理性，从推衍与发挥的角度把握礼的本质。可以说在道统的承续上，传礼者发挥了重要的媒介功能。

至于行礼者，则有华、夷之别。之所以有此别，是因为礼有“古礼”“时礼”之分，夏礼不行于殷，殷礼不行于周，周以后历代如此，这已经形成认知上的共识。“异代之礼，悖时王之制，臣子所不得为也。”因此，随着礼学道统传至近世，行至日本，则必然要做“华夏之礼”与“日本之礼”的区分。“世之行礼者，于其无时王之制者，则不得已，遥取先王之礼，以己意斟酌以行之，如温公、朱子是也。既已斟酌，岂责其必合先王之礼乎？”③同上，第15页。言下之意是，既然司马光、朱熹可以创改先王之礼而成《书仪》《家礼》，那么日本的儒家知识人也可以从道统这一宪律出发，创作属于日本的礼学、礼制与礼书。所谓“道者统名也。举礼乐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非离礼乐刑政，别有所谓道者也。”④荻生徂徕：《辨名·道》卷上《道十有二则》，山县周南旧藏本，第2页。

江户时代的知识人辨析了制礼者、传礼者、行礼者这三类人，概述了中华礼学一脉相承的道统，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日本在容受《家礼》的过程中，也跻身为这一道统的承续者之一。

三、礼法时中的“水土观”

林鹅峰著成的《祭奠私仪》一书，为江户时代较早容受《家礼》的礼学著作，林鹅峰在序言中坦言了礼法“水土”观的实质就是本国的实际国情决定了《家礼》在容受时必须“有常有变”，所谓“常”，即哀思诚敬之情；所谓“变”，即具体的礼文仪节必须适应日本的风土人情：“本朝儒礼久不行，故人知之者鲜矣。今祠堂之制，虽处旧式，然宅地之狭隘，方角之向背，非力之所及也。器物之未备，威仪之未习，非俄而所可成也。唯以诚敬为要耳。祭祀之品节，虽稍与古法异者亦有之，盖于报本追远，事亡如事存，而非无微意。”⑤林鹅峰：《祭奠私仪·序》，昌平坂学问所写本，第1页。可见，水土观的本质就是要在风土人情与先王礼制之间寻求平衡。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容受与批判表现在礼义与礼制的本土化建设。从礼义的角度来看，礼的容受需要充分考虑历史、地域与族群的特征，从而在斟酌损益间寻求古礼之义与时礼之仪、中国之礼与日本之礼的平衡，“吾邦地隔万里，俗殊时亦异矣，学者善读此篇（按：即《家礼》），有得于因以斟酌之意焉，则庶几于礼之全体，莫所失云。”⑥三宅固重：《朱子家礼笔记·序》，享保十一年（1726）写本，第1页。伊藤仁斋指出：“礼之难，知不在于节文度数繁缛难识，而专在于斟酌损益时措之宜。何则？古礼多不宜于今，而俗礼宜不可全用。……故圣人之所谓知礼者，不在识名物度数之详，而在知礼之理而能损益之也。”⑦伊藤仁斋：《语孟字义》卷上，宝永二年（1705）刊本，第28页。

正因为古礼与时礼在时空之间存在张力，所以对于礼仪的具体适用就应当分场合予以讨论。比如朱熹在《家礼·丧礼篇》的“初终”条下，依《仪礼·士丧礼》与《礼记·丧大记》设置“废床寝地”仪节，即人死后身体应同于生时坠地，故废床寝于地。荻生徂徕在其《葬礼考》中就指出这一仪节并不适合日本，“中华床地而卧，本邦室有地板，故此礼不可用矣。当揭去叠席，只用单席，铺在地板上，俟其气绝，扶卧其上。”⑧荻生徂徕：《徂徕先生葬礼考》，明和五年（1768）艺州广嶋平台屋町柏原屋摛藻堂刊本，第9页。又如，徂徕在讨论神主制度时说，日本的神主过去多依照浮屠之法用塑像（又称“神位”或“神版”），朱子学进入日本后，世儒纷纷采纳《家礼》神主之制。殊不知，唐制天子神主长尺有二寸，三品以上长一尺，四品以下无主。然而程朱所定神主长尺有二寸，很显然是僭礼的做法，徂徕据此说：“夫礼者所以定分也。制礼无等岂礼乎哉？故伊川考亭可谓无知妄作已。”①荻生徂徕：《徂徕集》卷28《答松子锦问神主制度》，第19页。礼法的“时中”既是水土观形成的前提，也是目的。因时因地的损益是礼之理所决定的，对“理一分殊”的理解决定着“仪”的变通，而拘泥于礼法的仪文度数，既无法继承华夏之礼，更无从对本国之俗加以改造。故伊藤仁斋在《续家礼》中说道：“圣门所谓知礼者，谓知其理也，非谓知其度数也。苟知其度数，而辄称知礼，则世之知礼者，固不少矣。”正因为对“礼理”的把握度决定着“礼文”的适用度，所以才有所谓维系礼的“时”与“命”之说，“礼者，时为大矣；时者，命之所在也。礼之兴也，命也；礼之废也，命也。不待命而行谓之妄；命至而不行谓之愚。命之所在，圣人乐焉。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②两处引文见伊藤仁斋：《古学先生文集》卷6《续家礼》，享保二年（1717）古义堂藏本，第15—16页。

文章来源：《水土保持通报》 网址: http://www.stbctbzz.cn/qikandaodu/2021/0426/6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