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官员有味道(2)

此时的许靖，已经70多岁了，身子还硬朗，能干就不闲着。听完刘备的话，他决定将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到处物色对蜀汉有用的贤才，奖励提拔后辈，品评不倦。

成都人绝对不爱瞎折腾，这里面有安逸背后的家国情怀和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坐标。

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突然发病，但他身下无嗣，自己又总想把皇位传给一个亲生儿子继续消受难得的皇权，于是迟迟不愿过继太子。为稳固社稷，年过50岁的知谏院范镇连续进谏19次，须发皆白。他自然深谙谏官的风险，当他因此被发配到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时，内心毫无波澜。

当时，陈州闹饥荒，饿殍满地。范镇上任才三天，毅然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在未经朝廷获准的情况下，下令贷钱三万余贯、贷粮三万余担救济灾民。仁宗最后被范镇的为民情怀感动，没有就此事追究他的责任。

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赵顼继位后，范镇被召回京师做官，60多岁的他仍然不改耿介直率的品行，后因顶撞王安石而“被退休”。苏轼为他写墓志铭，称“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壮”。

创新与“尊古”兼收，恬淡与“叛逆”并蓄，成都人的性格有机、和谐地蕴含了看似不可调和的两极，明朝政治改革家杨廷和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按理说，人越老越不容易接受新思想，实践新理论。60岁出头，放在现在，基本就是安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了。而在明代，出生于成都府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的杨廷和，60多岁了在首辅之位兢兢业业，还发起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改”。

后来，因“大礼议”事件与世宗意不合，罢归故里。当时，世宗的意愿是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杨廷和按照《皇明祖训》中的条例要求世宗改换父母，这当然惹世宗不快，以致遭到冷落。

有人说，杨廷和是典型的成都“犟拐拐”脾气，要是当时他顺着皇帝就不会被冷落排斥了。试想，如果历史上都是顺从平庸的官员，还有啥意思？成都出去的官员这种“犟”脾气，是庙堂内部权力制衡的一股力量，也让历史有了味道。

大国小鲜，调和鼎鼐

“我们为官的，家交租赋服徭役应该在众人之前，积极做出表率，你倒好，做出这样有损官德家风的事情，成何体统！”

被训斥的人叫何显，他是西汉时期知名御史大夫何武的弟弟。看着哥哥金刚怒目，何显自知理亏，只好惭愧地低头认错。

原来，当时的何武正在家乡蜀郡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北）做郡吏，他们五兄弟都是做官的，唯独这个弟弟何显不太省心。

一天，侍从禀报弟弟何显出事了。原来何显仗着自家权势，不缴纳税赋。征收租税的官员上门征赋，惹得他大怒，扬言要报复税务官。

何武听后火冒三丈，立即将何显叫来训斥，后又将此事禀告太守，并招纳执法的税收官员为卒吏。对于何武的公正严明、不徇私枉法，众人都很敬服。蜀郡太守何寿更是称何武是“宰相之器”。

后来何武出蜀做官，沉浮几十年，从郡吏到稽查百官的御史大夫，他自始至终保持着耿介直率的个性，虽仕途坎坷，数度被革职或贬谪，却赢得了史书的垂青，《汉书》赞其“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东晋史学家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时，为何武的品德和官德深深折服，赞其“进贤为国，稽考典型”。

不管是在盛世还是乱世，成都为国家社稷输送良才的文脉不曾间断。

蜀汉灭亡后的一天晚上，司马炎宫苑内灯火通明，酒酣之时，他问众人：“现在蜀中，有没有可用的人才呢？”大臣罗宪推荐了杜轸，称其为“国之良器”。

杜轸任建宁县令时，对少数民族施以德政，史称“夷夏悦服”。任满离去，少数民族百姓一路追送，表达心意的礼品沿途掉落，但“轸一无所受，去如初至”。后来到池阳任县令，政绩为全州十一郡之最，百姓主动为他立生祠，即使被他判有罪的人也毫无怨言。

在基层锻炼后，杜轸被提拔为尚书郎。魏晋之际崇尚“清谈”，哪怕官场也不例外，而杜轸却以“崇实”为本，加上学问渊博，所以“每有论议，朝廷莫能逾之”，而且他提出的意见都很有建设性，多被朝纲施用。当时朝廷有两位著名的尚书郎都是蜀人，一为杜轸，一为李骧，人称“蜀有二郎”。

范镇的侄孙范祖禹，曾担任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处于北宋党争旋涡中，范祖禹“口不言人过”，但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从不模棱两可。他擅长劝讲，义理明白，比喻贴切，苏轼称他为“讲官第一”。

文章来源：《水土保持通报》 网址: http://www.stbctbzz.cn/qikandaodu/2020/1026/393.html